胡升华 科学与人性——关于《杨振宁的歉疚感》一文评论的答复

  博文《杨振宁的歉疚感》在科学网刊出后引来不少评论和争论，对于评论涉及的几个问题试作一整体答复和进一步阐述。

  我觉得讨论杨振宁的话题应该有源自基本人性的三点基本态度：作为一个搞科学的 人，应该对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起码的敬意；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中华民族的 英才有起码的尊重； 作为一个人，应该对一个年逾 90 的老人有起码的善意。

  郁达夫在鲁迅的追悼会上曾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产生了英雄而不知去尊重他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蝼蚁之群（原话是“生 物之群”）。

  20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世人要问，20 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科学都做了些什么贡献，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有李政道和杨振宁。

  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肯定有种种原因，但不论原因有多少，“不爱国”与“物质享受”都不在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中国“士文化”的衰败是后来的事！

  我在杨振宁的文章、传记资料中，未曾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直接答案，我的解释也是基于史实的推论。

  《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的作者曾采访杨振宁的同门师兄弟、著名物理学家M. Goldberger，此人与杨振宁同庚，曾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据 Goldberger 回忆，他曾 问过杨振宁，拿到博士学位后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国，他发现杨振宁是一心一意要回中国去 的，这很正常，大家都这样。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1948 年夏，杨振宁获得博士学位，他的 博士研究工作，并不符合留学计划要求，但他跟随一支最出色的研究队伍，走在了世界物 理学发展的潮头，并机缘巧合，碰上“粒子物理”这个物理学发展史的重大剧目在上演。 环境、能力和机遇使杨振宁看到，在“粒子物理”这部大戏中，自己有望出演重要的角 色，做出重要的贡献； 再看国内，内战正酣，学术环境恶劣，回国意味着动荡和研究的中 断，处在杨振宁当时的位置，做出暂时留在美国的选择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1950 年杨振宁与杜致礼结婚，这时对杨振宁而言，离回国的路就更远了：岳母在台湾，岳父在的牢里，回国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妻离子散。等到事业、生活、家庭、子女都在美国扎了根，回国这一页书就无奈地翻过去了。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的经历与杨振宁颇类似，任之恭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妻子和孩子们 1947 年前来与我们团聚。我们本打算短期停留；为了减轻离别的痛苦，妻子实际上告诉她父母，她只走 1 年，而不是我们预计的 2 年。我 在哈佛的重新学习之后，1949 年我们打算回国。 1949 年革命的动荡阻止了我们愿望的实 施，……有好几年我坚持不肯买电子钟，因为我认为回中国后不同的频率下它会毫无用 处。 但我们买了一个极好的短波收音机，（大约花了 200 美元，当时算是一大笔钱了）， 以为回国后它作为一种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工具是会很有用的。 事情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进 展，可是 1955 年我和妻子都成了美国公民。 ”

  1949～1950 年回国的留美学人有葛庭燧、叶笃正、侯祥麟、涂光炽、邓稼先等，其中侯祥麟、涂光炽回国前已经是员，其他人是的外围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中坚分子，“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于 1949 年初，该组织为动员留学生回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 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关于加入美国籍的心路历程，杨振宁自己曾有一段记述：

  “从 1945 年到 1964 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 19 年，包括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是特别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都有同类问题。但对一个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 100 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来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记这 100 多年的历史。……

  “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时是根基很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展潜力和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宽待。我也认识到，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往深处扎。”

  杨振宁特别提到 Robert Frost 一首诗（the Gift Outright——“没有保留的奉献”）对他的心灵冲击，并对他申请美国国籍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这首诗描写从欧洲来到美国大陆的殖民者，长期“身在曹营心在汉”，感情上不能与美国这片土地融为一体，随着时光流逝，他们渐渐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并确立了有别于欧洲的美国特征。在 1961 年 1月 20 日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Robert Frost 声情并茂地朗诵这首创作于 1936 年的诗。

  看了此诗 2 个中译，没有看懂，找到原诗反复品味，才算明白。试译出关键几句：

  1957 年，杨振宁与父亲在离别十余年后重逢于日内瓦，父亲写了两句话给儿子、儿 媳：

  杨振宁坦言：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在他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优先权之争是科学史的一个部分，是科学制度的必然产物。优先权之争会让一些大科学家变得尖酸刻薄，失去理智。优先权之争，也让一些大人物走下神坛，使我们得知，他们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的人性！

  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史不绝书：牛顿与胡克关于光学、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瓦特和拉瓦锡关于水是化合物的发现，亚当斯和勒维列关于海王星的发现，甚至爱因斯坦与希尔伯特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创立也曾发生不快。牛顿有句名言：“如果我能看到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据考证这句话是牛顿与胡克争论时，对矮个子胡克的恶毒讽刺。

  李政道、杨振宁的争论虽然是科学制度的产物，但却演变为中国科学之痛、甚至中华 民族之痛，这是非常不幸的。

  我觉得在两位当事人健在时，国人对李杨之争最好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要选边站队，更不要恶意炒作。李杨之争已经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没理由继续去扩大。

  首先，李杨之争在当事人之间是没有很好的方法化解的，在李杨之争还没有公开化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曾想过问此事，但问了杨振宁几个问题后，便知难而退；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化解，其他人还能有什么作为？！

  其次，什么人说一句什么话在这件事上都不足为凭。有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当着李政道的面说过杨对不住李的话，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中国知书达理的父母哪一个在孩子与人争执时不是先数落自己的孩子？这无关对错，关乎修为！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1983 年杨振宁出版了他的文集，非常特别的是，杨振宁在每一篇文集后都加了一篇后记或点评，已故物理学家钱临照院士在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后记，大惊失色，立即指示图书馆馆长将此书封存，避免扩散。其实是避免因杨振宁的说辞引发李杨之争升级。钱临照先生是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创办人，他曾指示，中国物理学史研究不去碰李杨的线 年，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陈省身纪念文集（《陈省身与中国科学》）我对文集中的文章非常喜爱，便在自己供职的科学出版社运作版权引进，工作进展顺利，进入编辑加工阶段，我希望原出版方与著名画家范曾先生商量，把他文章中不点名批评李政道先生几句话删除，范曾先生哪里肯接受！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最后只能忍痛割爱。放弃了出版计划固然可惜，但执行了钱先生的遗训又使我心中坦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主攻中国近现代物理学史。2003年起任科学出版社科学人文分社社长，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期刊出版中心主任。